马建红（法学博士）
春节的饺子，端午的粽子，中秋的月饼，传统节日总是无例外地与这些美食联系在一起。张中行先生在其随笔集《流年碎影》中，专门有一篇写“节令”的文章，文中介绍了节日里的活动和各种“吃”，比如他写到中秋节时，就说“中秋赏月是文人雅事，农村人是实利主义者，没有，也不懂这样的闲情逸致，过节的办法只是吃的改善。过节是因由，吃是目的。没有因由而吃，农村人没有这个力量；不量力而行，其结果必是更加穷困。可是趋向反面，终年过苦行僧生活，也实在难忍。折中之道是节日吃，非节日不吃。”似乎可以得出结论，就是古代这些传统节日的设置，多半儿是为了“吃”而“发明”出来的。人们平日里过着紧巴巴的日子，一年到头总那么粗茶淡饭又实在是太清苦，于是找个由头过个节，就可以好好地吃一气儿了。张先生的这个说法，听上去倒是蛮有道理的。
端午节时人们一般要在门前悬艾攘毒，喝雄黄酒驱妖避邪，小孩子们要佩戴香囊、手腕脚腕系五彩丝线，另外就是有条件的地方会有端午赛舟竞渡的风俗。端午节的“吃”相对比较简单，主要是吃粽子，在《唐六典》中记有“节日食料谓五月五日粽”。不仅民间有此风俗，宫中对此也很讲究。《开元天宝遗事》中记载，“宫中每到端午节，造粉团、角黍，贮于金盘中，以小角造弓子，纤妙可爱，架箭射盘中粉团，中者得食，盖粉团滑腻而难射也，都中盛行此戏。”由此可以看出，在皇宫内也盛行高级粉团等粽类食品，同时也说明唐代端午食粽是很普通的事情。
虽然端午节只是简简单单地吃个粽子，其寓意却很深广，人们一般将此风俗与纪念传说中于此日沉于汨罗江的屈原联系在一起。屈原所处的战国时期，各路诸侯竞相争霸，他们在竞争中能否胜出的关键，就在于其国君是否“得人”且使人尽其才。秦国之所以从一个落后的小国奋而崛起，原因就在于能任用改革者商鞅。楚国的怀王也很倚重他的朝臣，屈原正是他的得力干将。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记载来看，屈原学识渊博，记忆力超强，知道的事情很多，“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对于国家治乱的道理非常清楚，还擅长辞令。在朝中时他能与楚王商议共谋国事，发布政令；对外则能担起接待各国使节的责任，与各国君王酬酢周旋。同一时期的诸侯国都在进行变法，力图打破原有的世卿世禄制度，为才士们打造施展才华的舞台。楚王也因应时势的需要，参与到了变法的行列，并且指派屈原制订国家法令。
只是像任何一个朝代忠臣出现的同时，必有一个奸佞现身一样，屈原的“克星”上官大夫也颇受楚王重用。就在屈原的《宪令》刚刚起草尚未定稿之时，被上官大夫看见了，甚至还想夺取这份草稿，屈原不给他，上官大夫即向楚王进谗言，对屈原进行毁谤，说楚王指派屈原制订法令，此事无人不晓，每当一条法令制订完成颁布出来，屈原就自夸其功，认为“非我莫能为”也。楚王听了这些话，当然不爽，大怒之下旋即开始疏远屈原。可惜身怀不世之材的屈原遭遇冷落，既不为王所用，遂“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其后的屈原一直不见容于楚王，最终被放逐，在江边“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竟至“怀石遂自（投）［沉］汨罗以死”。
据后世史料记载，“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于此日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汉建武中，长沙区回白日忽见一人，自称三闾大夫。谓回曰：‘闻君常见祭，甚善。但常年所遗，并为蛟龙所窃，今若有惠，可以练树叶塞上，以五色丝转缚之，此物蛟龙所惮。’回依其言。世人五月五日作粽，并带五色丝及练叶，皆汨罗之遗风。”这就明白地解释了端午节吃粽子的由来，确是与对屈原的纪念有关。
我们今天在过端午节时，虽然不再有用粽子投水祭奠屈原之仪式，不过，在食粽之余，还是会偶发思古之幽情的。作为研究法史之人，很遗憾屈原的《宪令》终未完成，每当授课讲到此节，除了告诉学生屈原也曾是一个立法者外，对其法律内容却无法讲述更多，由此也更惋惜中国法制在其源头处，除三晋法家与齐法家之外，缺少了南中国的法律元素，作为一位“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的智者，他起草的法律想必也是与众不同的。
以时人之见，对于像楚怀王这样的昏君，屈原大可以弃他而去。尤其身处战国那样一个“朝秦暮楚”几成风尚的时代，“良禽择木而栖”，士人们用脚投票，投奔那些知人尚任之君，并无道德上的束缚，所谓的“怀才不遇”，实在经不起推敲。而屈原竟至投江自沉，或许是他的性格使然吧。太史公“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的感叹，道出了多少人的心声。一个读书人，无论入世与出世，皆能宠辱不惊，也是一种难得的修为。这也是屈原留给我们的思考吧。
出处：《北京青年报》
http://epaper.ynet.com/html/2018-06/23/content_292155.htm?di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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