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经常说一句话:“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这里面的“驷”是指四匹马拉的车。春秋时期的车马坑出土情形也证明了这一点，当时大部分的车都是四匹马来拉车。不仅考古证明了这一点，早在古籍文献里也常常写到这种情况。
《诗经*国风》里有一首诗叫《清人》，描写了军队战士在外戍守的情景。在这首诗里很自然地就描写到了战车，其中有句子说“驷介旁旁”。“驷”就是说战车是由四匹马来拉，“介”是铁甲，拉车的马也要披甲。“旁旁”是很强壮的样子。这乘战车由四匹强壮的、披甲的战马来驾车，马威风凛凛，马跑起来车也疾驰如风。
拉车的四匹马都是公马，诗里叫“牡”。比如《小雅*采薇》描写周王朝攻伐猃狁，这是一场车战，“驾彼四牡，四牡骙骙。”驾驶战车的是四匹强壮的公马。不只作战的兵车，平时贵族用于远游出猎等等用途的车也都是这种四匹公马拉的车。
例如另一首《大雅》里的诗“烝民”是西周晚期、周宣王时的一首诗。周宣王派遣大臣仲山甫到齐国去，另一个大臣尹吉甫给他送行，并写诗赠送给仲山甫。如果随着尹吉甫的诗来回想当时情景就能看到这样的一幅情景:仲山甫祭祀了路神后上了车，这是一辆四匹高大健壮的公马拉的车。御者显然非常善于驾车，行动熟练而敏捷，于是四匹强壮的公马跑起来，行动非常和谐。车子轻快地从大路上去往齐国，渐渐消失在烟尘里。送行的尹吉甫耳边只留下车上那八只鸾铃发出的如同音乐般铃声的余音回响。
这四匹拉车的公马排列的位置虽然是并排，但还是有区别的。从车身向前伸出一根曲木，这是车辕，称为“辀”。《左传》里说春秋初期郑庄公准备攻打许国，在太庙里发放兵器。诸侯国的兵器是藏于太庙的，只有战事的时候才会拿出来发放，仗打完了还要交回来。郑国的臣子“子都”和“颍考叔”争车。颍考叔就是抢先一步“挟辀以走”，夹着车辕这根大木就跑出了太庙，子都没追上。在驾车的时候，和这根“辀”也就是车辕呈十字交叉的一根横木叫“衡”，“衡”的两端一边有一个呈人字形的“轭”。“轭”是架在马脖子上的，“轭”有两个，这两匹脖子上架轭的马正好在辕的两侧一边一匹。这两匹中间夹辕的马叫作“服”马。还有两匹马就是在服马的两边，每边一匹，两边的两匹叫“骖”马。
说车是四马拉的，不代表只有四马拉的车。2006年洛阳的东周车马坑出土，一车六马，被认为是东周天子车驾，符合周代“天子驾六”的制度。一车六马的实证还不是只有洛阳的东周天子车马坑。同年西安的神禾塬也在战国秦墓边发现了陪葬的车马坑里有一车六马的实物。至于这个六匹马拉的车的主人，有人认为是秦始皇祖母夏太后，也有人认为是秦始皇的儿子胡亥。两年后的2008年，湖北江陵熊家冢楚墓也发现了六匹马拉的车，这位墓主是一位战国时代的楚王。
《尚书》、《公羊传》里都有记载，古制是驾六马，夏代就有驾六马的车。《尚书》的《五子》之歌里有“予临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为人上者，奈何不敬?”意思就是说:我统治亿万臣民，小心畏惧得就像是驾驶着六匹马拉的车一样。作为百姓的君主，怎么能不恭敬呢?既然能拿来比喻，说明当时六马车是常见的。这是帝王的口吻，说明夏代的统治者是用六马车。但这不能说明夏代的非统治者就不用六马拉的车。
春秋时期齐景公也用过六马车。据《晏子春秋》记载，有一次齐景公出门，大白天的披头散发，驾着六马拉的车，车上还载着女人。结果被守门的刖人给挡住了，说你不是我的国君。因为齐景公的行为是非常违规的。披发是夷狄的打扮，六马驾的车是天子才能乘坐的，不是诸侯所能用的。
驾六大概是古制，但不是唯天子可用。有可能是西周建立之后，周公制礼作乐以治天下，把日常生活的很多情景都纳入了“礼”的范围之内，成为“礼”所表现的载体。所以在西周才开始规定:天子驾六、诸侯驾四等等礼制的要求。所以驾六成为唯有天子才能使用的车，因此在东周春秋时代的齐景公用六马驾车是违反礼制的。当然春秋都已经礼崩乐坏，更别说战国，战国秦国和楚用六马驾车应该是早就屡见不鲜的事了。汉代也有帝王使用六马车的记载。《史记》里袁盎对汉文帝说的话里说汉文帝乘坐驾六马的车飞驰。这也符合“天子驾六”的古制。
相应来说，如果地位再低，就应该再减少拉车的马的数量。据《左传》记载，春秋末期，卫庄公在自己的园子里造了一幢新屋子“虎幄”。造好后卫庄公想请一个名声好的人来和他一起在这个新屋里吃第一顿饭，于是就请了一个叫浑良夫的人。这个浑良夫来的时候很讲排场，他穿着紫衣狐裘，乘坐了由两匹公马拉着的车，并且上堂不解佩剑。紫衣狐裘是诸侯穿用的服饰，两匹公马拉的车叫“衷甸”，这是大夫才能乘坐的车。所以卫国太子大怒，数说了浑良夫的罪状，把他给杀了。除了这些常见情况，还有特殊情况。比如周穆王的拉车用“八骏”，就是八匹马。齐景公还曾经想尝试用十六匹马拉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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